“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”笔谈③丨於可训：文学批评需站在时代的高度

发表时间：2021-09-29 来源：湖北文艺网 作者：於可训

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出台十分及时，非常必要。这个指导意见很有现实针对性，值得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认真学习、深入领会。

最近一个时期，大家对文学批评颇多非议。不满意的问题有多个方面，最突出的是商业化的广告批评、庸俗化的人情批评。这些问题不仅见之于各式各样的新书炒作和应景式的作品研讨，包括为人们所诟病的“红包”批评等等，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，污染了文学创作的环境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假文学批评之名进行的所谓文学批评活动，背离了文学文本，疏远了人民，把本来应该在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设桥梁、成为文学与社会中介物的文学批评，变成了某些批评家叫卖式的吆喝，或某些批评家小圈子沙龙式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。

当前，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本位，还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位，是我们亟需面对的问题。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是自说自话，在中国古代，文学批评被认为是寻找“知音”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就设专章讨论“知音”问题。西方有学者则认为，文学活动仅有作家和“某个特定的读者”（批评家）的关系，还不能“超脱私人的范围”，只有当“第三者”即“读者公众”介入的时候，文学才能“进入社会领域”，对社会人群发生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批评只有面向人民，才能显示出它特有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文学批评史上，尤其是在具有公共文学空间的近现代社会，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从来就是引领公众的一种社会力量。我国从近代社会改良到现代社会革命，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开启民智、唤醒觉悟的工具，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时期则成了战斗的武器和号角。在当代中国社会，文学批评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、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，文学影响于人的社会文化思想，不是以直白的方式告诉读者，而是隐含在具体的文学形象之中。因此，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读者从具体的文学形象中，固然也能直接受到“熏、浸、刺、提”的感发振奋作用，但要从中得到理性的认识和启示，就离不开文学批评家的工作。西方有批评家说，“批评之所以存在，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”。没有这种“说明”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就只是一个“狂人”的胡言乱语，《祝福》《孔乙己》和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主人公的遭遇，也只能博人同情，都不可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；没有这种“说明”，当代的一些“红色经典”，如《青春之歌》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和《红岩》等，也只是一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，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，却不可能让人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，更不可能激励今人的革命精神和斗志。

文学批评向读者揭示文学作品的这些意义，不是凭空杜撰，也不是生硬拼贴，而是依靠批评家对读者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了解。在整个文学批评活动进程中，批评家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接受者，参与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，而后才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把从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得的经验和感受进行归纳、提炼，上升到理性高度，形成批评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批评家告诉读者公众的就不应该是个人的主观好恶，而应该是根据一个时代的“普遍的理性法则”（别林斯基语），对文学作品所作的判断和评价。这种“普遍的理性法则”，就包含有该时代读者公众的意志、愿望和要求，包括该时代读者公众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等等。这就需要批评家站在时代的高度，深入了解现实关系的各种变动，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，把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，凝聚成一种理性的判断力，以之作为解读作品、评论得失的思想利器。

惜乎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，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，而是偏离了这个立场。批评的出发点，不是读者的阅读需求，而是批评家的专业选择，从这种专业选择出发，对批评对象作种种命名和质的规定，把读者圈定在批评家的专业兴趣之内，由批评家的专业兴趣左右读者的感受和思考。批评的判断据以展开的“理性法则”，也不是建立在读者公众普遍的人生经验和人生问题之上，而是将异质的经验和问题直接套用到批评对象身上，对批评对象进行“强制阐释”，结果就不免张冠李戴、削足适履，造成了种种阐释的谬误和遮蔽。明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人生“烦恼”，硬要扯上存在主义的“存在”之思；明明是中国现实变革中出现的问题，硬要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同质同构的类比。凡此种种，这些被置换的“中国经验”和“中国问题”，自然与人民相去遥远，人民远离文学批评也就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文艺评论与文艺评论家就频繁“失语”和“缺席”。这种“失语”和“缺席”，其原因是许多评论家的文艺评论疏远了人民。要治愈这种“失语”症，恢复“在场”状态，让文艺评论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，既是有效的又是有生命力的，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，面向人民，这也是繁荣当下文艺评论的一条有效的途径。  

（於可训，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武汉大学资深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