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省评论协 蔡家园】关于文艺批评的一点反思——从“人民性”的视角

发表时间：2018-07-13 来源：湖北文艺网 作者：蔡家园

文联组织的“新时代新作为”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思想动员和业务培训，我认真听了每场报告，收获良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重点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。结合本职工作，我想谈一点对于“人民性”的认识以及文艺批评应该怎样坚守人民立场。。

“人民性”的范畴是个舶来品。我们今天在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 “人民性”概念，直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。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十分强调文学的人民性。杜勃罗留波夫更是将“人民性”视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，撰写了《论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》、《俄国平民性格特征》等论文，系统阐述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。他指出，文学的真实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，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，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。他主张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人民大众（主要是农民）的生活；他认为作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，就必须抛弃本阶级的偏见，渗透人民的精神，体验他们的生活和质朴感情。

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则更加强调作家“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”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都曾从不同侧面触及过文艺的人民性问题。列宁则具体而明确地指出，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方向，那就是“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。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。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、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”。毛泽东在“延座讲话”中明确提出了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文艺方针。“为什么人”的问题乃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根据新的情势，邓小平提出了“二为”方向，即“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，并强调“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”，人民离不开艺术，艺术更离不开人民。此后，江泽民的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，都对“人民性”有所论述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治国方略的高度，对 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创作导向进行了系统阐述。他指出，“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，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。”从文艺的价值目标、表现内容、评价标准等方面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以贯之、一脉相承的“人民性”特征。

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评论问题时，特别指出，要“运用历史的、人民的、艺术的、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”。这里说的“人民的”观点，其实就是指的 “人民性”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，究竟该如何理解“人民性”呢？

学术界一般认为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“人民性”的范畴具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广大性，二是革命性。列宁在谈到文艺应当为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”服务时，特别强调“为这些国家的精华、国家的力量、国家的未来服务”；毛泽东在“延座讲话”中提出文艺要为“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”的、“最广大”的人民大众服务。这些论述都具体揭示了广大性与革命性的双重内涵。

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，“人民性”的含义有所发展。其实，较早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使用这个概念时，正是为了说明文艺的历史进步性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就用它来表述革命年代文艺的革命性，其实在本质上都包含着“先进性”的涵义。而新时期以来，从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“祝辞”开始，尤其是习近平阐述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，强调文艺要表现人民的崇高精神，同时还要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，“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、时代的进步要求，彰显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”，“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，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”， 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”，“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，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”，具体而清晰地阐明了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进性内容。

从“人民性”视角来观照当下的文艺批评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：

第一，关于个体经验。个体经验或者自我经验在本质上是“个体性”的。一方面，“个体性”固然把民众真实的个体性存在与现实诉求凸显了出来，但另一方面，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进性内涵却被悄然遮蔽了。按照通常的理解，人民不只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所显示的存在，人民还是历史的主体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。“人民”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的“共名”。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以及真善美的价值，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动力，这就是“人民性”的先进性内涵之所在。而这种先进性内涵显然是 “个体性”所无法涵盖的。当前的有些文艺批评，缺乏基本的价值立场，漠视复杂的社会实践，与现实生活绝缘，满足于自话自说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批评家过度强调个体经验或自我经验。而对“个体性”的强调，实际上助长着阶层撕裂、强化着价值差异，加剧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分裂。文艺批评中的“人民性”规定一旦丧失，个体经验的理论能量就有可能被滥用。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批评话语必然是破碎、失神、无力的，显然难以准确指向作为群体性存在的社会阶层，更无法实现理性对话，进而寻求共识、凝聚共同价值观的话语功能。只有走出狭隘的个体经验或自我经验，以“人民性”作为规定，深刻把握历史发展总体趋势以及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力量，强化文艺批评的整体性视野，直面社会现实，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应有功能，推动创作的健康发展和价值理想的成功建构。

第二，关于知识限定。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，批评家往往将日常生活、知识生活、政治生活以及意义生活有机融汇于一体，不仅超越了学科知识限定，而且灌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。像金圣叹、王国维、鲁迅等大师的文学批评实践，往往超越了以文艺论论文、以审美论审美的学科限定，而是追求一种大文学、大艺术的境界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思想的活力，散发着生命的温度。而到了当代，随着学术分科细化，文艺批评日益科学化、术语化、格式化。当文本中充满了大量生涩空洞的专门术语、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时，当大家热衷于把论文写得更像论文时，批评的“八股”气愈来愈浓，最终就沦落为不及物的知识堆砌和冰冷的逻辑演绎。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，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其价值。但就总体而言，它完全丧失了“自由的生命表达”以及对社会历史的有效作用。批评一旦沦为“空论”和“高论”，必然曲高和寡，不接地气，远离读者，远离人民。文艺的“人民性”规定批评必须具有广大性，必须正视作为受众的人民的存在，必须深切体察人民在文艺欣赏中的本质性需求。当文艺批评突破了自设的狭隘知识藩篱，方可能拥有大视野、大情怀和大境界，以充沛的激情唤回想象的翅膀，以鲜活生动的话语方式，真正走近人民大众，启迪思想、温润心灵、陶冶人生，进而实现对于审美风尚和时代精神的积极引领。

文艺批评家坚守“人民性”，当然首先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进行言说，但是，同样不能忽略对于艺术独立精神和审美品格的坚守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为人民大众提供真正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”的批评。